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前后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从中共一大至五大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先后四次东渡日本求学，其思想在这段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了由立宪改良派到革命党的转变。他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与他早年的留学经历和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密不可分。”

1901年11月，陈独秀怀着探索救国之路的期望第一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到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准备将来考取日本大学。这次留学虽然不到半年就中断了，但陈独秀在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其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派转变为拥护资产阶级革命。

1902年9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开始了第二次留学生涯。他进入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科教育的成城学校。当年冬，陈独秀参加了爱国革命团体青年会，翌年4月参加反清活动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回国后，陈独秀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组织了岳王会并担任会长，还参加了革命团体“爱国协会”。

1907年春，陈独秀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日之旅。这一次，陈独秀进入东京的正则英语学校，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亚洲和亲会，约两年后再次中断学业回国。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担任过安徽军政府及都督府秘书长，参加了“二次革命”。

1914年7月，陈独秀第四次赴日留学。这次他到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积极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然而，不到一年，陈独秀由于留学经费以及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等原因再次中断留学回国。

陈独秀在14年间先后4次留学日本，虽每次都没有完成学业，但思想上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回国3个月后，他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 《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该刊物的编辑中多数是留日学生，后来他在上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时，其成员一半以上也是留日生，这无疑与陈独秀先后4次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可以说，留学日本的经历是陈独秀由立宪派转变为革命党，进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一个重要历史起点。

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陈独秀先是发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之后，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崇高声望，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李大钊，他们成为许多进步青年（其中有些日后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启蒙之师。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十月革命爆发后，陈独秀写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多篇文章介绍和赞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两个伟大历史事件促使他的思想进一步发生新变化，并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连续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告北京劳动界》等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还曾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1920年夏秋之际，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他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和言论看，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一批介绍各地工人状况的文章。1920年9月，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这标志着他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他还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至上海，途中二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他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就该组织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继续出版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为发起全国建党作准备。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一直到中共五大，陈独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陈独秀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为党的早期组织创建和发展、为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为推进中国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皆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是独具特色的留日生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一生4次留学日本，5次被捕入狱。他志存高远，百折不挠，为了自己的主义和信仰，坚强不屈，勇往直前。五四时期许多进步青年不但深受其思想影响，更为其人格魅力所感动。从他的高尚品格中，我们既能看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更能感受到时代精神的脉搏。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留学期间最早接触了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从此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回国后，李大钊通过办报办刊、发表论著、组织社团、办学讲课、演讲辩论等方式积极向中国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有着不朽的贡献。”

李大钊早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冬，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东渡日本求学，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1905年设立了中国留学生部，李大钊入校时已有数千名中国学生从这里毕业。早稻田大学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目也比较多，在该校政治经济科一、二年级的课程表中包括国家学原理、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英文、哲学、第二外国语、政治学史、财政学、统计学等。正是这样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为李大钊日后的思想变迁和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十分努力和刻苦，他很快便基本掌握了日、英两种语言，并取得了较好的专业课成绩。他勤于阅读各种书刊，了解国际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开始接触日本学者翻译的一些社会主义论著。他还阅读了很多西方各种政治理论书籍的日译版，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

相较其他留日生，他接受的新事物更广，接触的新思想更多，而且更善于思考。当时流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早稻田大学，安部矶雄教授讲授的“都市问题”选修课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虽然掺杂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但对李大钊接受社会主义有启蒙作用。李大钊在日期间还阅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这对其思想转变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众多西方新兴思想流派中，他通过比较和思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日留学期间，李大钊还积极参与领导了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在日本结识了许多中外进步人士，时常与他们讨论世界形势和中国前途问题。他与一些留日生组织了经济学会，并两次参与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总会。1915年2月，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李大钊首次参与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他任总会文书，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个留学生组织后来虽然因反动政府的迫害而解散，但护国战争爆发后，留学生中爱国高潮再起。1916年1月，李大钊等人再次发起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他被推选为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年春他负责编辑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他还参与组织了由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骨干组成的爱国团体——神州学会。

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为领导留学生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回到上海，两周后重返东京。2月2日，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从此他离开了早稻田大学。

在李大钊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留日期间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接触，以及在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过程中对国家命运问题的思考，对其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有奠基作用。据日本信州大学后藤延子教授考证，李大钊1919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基本上是以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一至三期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的。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大部分，也是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两篇文章为蓝本撰写。李大钊自己也深深体会到留学日本对他的重大影响，曾回忆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他回国后仍关注着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所办刊物和日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留学日本使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这一科学理论的传播者，同时，他也是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还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继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俄国。1918年，以他的3篇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为标志，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发表了《新纪元》一文，论述了十月革命开辟“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此时，李大钊不但继续向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已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自己国家的命运。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从十月革命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属于第一阶段，他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原理，通过发表演讲、办报刊、写文章、组织进步社团等方式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积极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李大钊自日本回国后，参加创办和编辑的主要报刊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钟报》《甲寅日刊》《少年中国》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者》等。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相继撰写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通过办社团的方式组织进步青年一起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夏，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同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该会被反动当局查禁后，他又于1920年3月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还在北京一些高校开设了介绍社会主义内容的相关课程，如《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并通过演说等方式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到1927年英勇就义属于第二阶段，李大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致力于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等实际工作。他把留学日本时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促使这一科学理论转变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董必武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必武早年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思想发生转变，加入共产党后曾赴苏联留学。他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不断回忆和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荣历史。”

董必武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1914年1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日本加入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从事反袁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他再度赴日本。1917年2月，他在日本参加了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毕业。1918年，董必武回国。

1919年，董必武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董必武的思想逐步转变，他阅读了《新青年》等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和所有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是他的湖北同乡李汉俊。李汉俊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董必武租住的房子正好与李汉俊为邻，李汉俊便向董必武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将反映新思想的日文书籍和一些进步杂志介绍给他看。在李汉俊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新的救国之路。他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1920年春，董必武回到武汉，在武汉中学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从恽代英的利群书社和其他渠道借来许多进步书刊让学生阅读，还与陈潭秋一起指导学生们创办《武汉中学周刊》，为学生们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们发表反帝爱国文章。董必武还邀请李汉俊、恽代英、李大钊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或讲学。他在武汉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培养了一批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

1920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开始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会上讨论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听取他介绍的上海党组织情况，研究了武汉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安排。随后，他们在武汉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并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董必武曾回忆：武汉中学附近有个湖北纱厂，我们到工厂去办夜校，做工人的工作，组织工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1年6月，武汉党组织接到上海发来的将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通知，大家公推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7月初，他们二人乘船赴沪，到达上海后先住进湖北善后公会馆内，后为活动方便,与其他来开会的外地代表先后住进法租界内的博文女校，公开名义是“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代表，董必武参加了会议，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大会期间，董必武向大会报告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情况，受大会之托，他还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并与李汉俊共同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他还在会上提出党要联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反对共同敌人的正确主张。

中共一大结束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返回武汉，参加领导了湖北地区的工农运动。他向武汉党组织成员兴奋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董必武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毕生追求，并为此不断努力奋斗。

1928年8月，按照党的指示，董必武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29年转入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冬，董必武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在苏联学习的3年多时间里，他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诞生后，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董必武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大至九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为党的建立和发展，为党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法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董必武从一个民主革命战士成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终生难忘。他一生不断努力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况，为党的创建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生动的教材。早在1929年12月，董必武就给何叔衡写信，回答了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参会代表、会议议程及内容、会议地点、大会是否发了宣言等五个问题，这封信成为最早介绍中共一大的珍贵档案资料。1938年春天，毛泽东专门询问董必武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董必武只记得在1921年7月的某一天，最后毛泽东决定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在给中央档案馆回信、在1971年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中，都提供了中共一大召开情况的回忆。1956年2月，在视察中共一大纪念馆时，董必武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写照。1963年12月，董必武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一副对联以作纪念：“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再次来到南湖视察，为南湖革命纪念馆专门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董必武从留日期间的民主主义者到五四运动后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在苏联学习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加深理解和掌握，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心路历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值得人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最早翻译者陈望道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第一个翻译者，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期间发生思想转变，回国后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上海地区的建党活动，是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后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在语言学、修辞学、教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早年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曾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此时开始接触并阅读了大量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陈望道于中央大学法科毕业。

回国后，陈望道在政治上作出了两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二是在上海党团组织筹建方面。1920年初，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探求之心，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依据英文文本和日文文本，陈望道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在家乡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各种困难，夜以继日忙于翻译。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于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正式出版。这部译著的第一版为竖排版，3号铅字刊印，小32开，封面印着一张马克思的半身坐像，还印着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共产党宣言》书影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这本书最后还印着出版时间、印刷及发行者和定价（大洋一角）。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后，立刻受到广泛欢迎，首次出版印刷的1000本很快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再版。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根据当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该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8月至1926年5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已重印17版之多，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这本书又多次翻印，成为对进步青年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前后，陈望道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他不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他回国后先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等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之一。1920年11月，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陈独秀南下广州后，陈望道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新青年》主编，此时的《新青年》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共的外围刊物《觉悟》的编辑工作。陈望道曾积极从事和发动工人运动，帮助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1920年和1921年两个“五一”国际劳动节，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共同发起并组织纪念活动。一个新型政党的诞生需要做大量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陈望道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望道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与召开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的领导作风不满，陈望道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并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中共一大后不久，1921年11月，上海党组织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1922年6月因与党内一些同志意见不合辞职，但仍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三大召开后他离开了党组织，但在1923年至1926年间，仍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并参加国民革命。1929年，陈望道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并任校长，同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抗日战争中，陈望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工作与宣传工作，主编中共地下组织所办报纸《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主持上海新文学研究会等。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回到上海，负责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1952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一直工作到1977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为新中国的高教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望道最突出的贡献是1920年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该书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大而深远。1936年，毛泽东对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亲切接见了陈望道，并对他的文法修辞研究表示重视和关心，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陈望道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陈望道深受鼓舞，希望重新回到党内并向组织提出了要求，经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1957年6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多次再版和广泛发行，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转自神州学人微信号